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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  

2013-01-25 12:28: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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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有家杂志上刊载关于“插队”的文章,香港媒体对这个词的定义是:1.超越前面客人之位置。2.离开后欲返回轮候之位置。3.替未进入排队区之人士占据位置。

       以我们的常识理解,这个定义和解释无疑非常准确,“插队”的行为确令人们反感。但我一向安分守己、循规蹈矩,无法体验那种偷偷摸摸似做亏心事颇有刺激的感觉,即使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长江轮船票非常紧张的时候,为了购得一二张船票,我都会规规矩矩地站在寒风中排大半夜的队而从未动过“歪脑筋”。后来有了点“关系”,有时为了偷懒省力,也会托熟人开点“后门”(当然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插队”),但众目睽睽之下明目张胆的“插队”却未曾有过,因为总觉得别人排队已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辛劳,我“插”到队伍的前列或中间,无疑等于“侵吞”了别人的“劳动果实”,似有些不道德不光彩。不过每提到这个词,我倒自然而然会想到另一种意义上的“插队”,虽与经典解释毫不相干但对我而言却是理解最深刻的“插队”——在那个小山村近二年的经历。

         当年我来到那个不通公路没有汽车的小山村不久,就发现自己和同伴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插队者”角色——名符其实,毫不冤枉。

         我去的那个小山村不算太穷,收入在当地还算中等偏上,每十分工值大约值七角钱左右。我们去了以后不久,就发现自己的到来并没有给“贫下中农”带来什么好处,相反却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也无可奈何地侵占了他们的利益。

       初到生产队时,队里出于照顾,对农活一窍不通的男知青的报酬每天定为九分工,女知青定为七至八分,而当时当地一个最棒男劳力的额定工分仅是十分,一个最强女劳动力的定额工分是八分!

       生产队的收入是定数,工分数增加了,工分值就降低了,这样本来收入就少得可怜的农村家庭收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减少,所以总感到我们像是扮演了“插队者”的角色,尽管“插队”并不是我们本意,但事实上是侵占了乡亲们的经济利益,影响了他们的年终收入。

       初到生产队的时候,我们还享受国家规定的由国家粮站供应的每月37斤大米,对此心安理得。但半年后(以后又延长为一年),这种优待政策就取消了,我们不得不从生产队的集体粮库中每月秤得相当于37斤大米的稻谷,此时我们内心就开始感到惴惴不安。尽管这些粮食不是免费供应,要从每年的年终“分红”中扣除应付款,如果年终没有分红收入甚至收不抵支(既成了所谓“超支户),则需让父母寄钱来偿还。虽然如此,我们仍常怀有像“插队者”那样的愧疚心情,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秤得的粮食无疑是从乡亲们本来就浅浅的碗中又挖走了一大匙羹,我们分多了,乡亲们分得的就少了!那时像我所在这个比较好的生产队中,一个最强的男劳动力每年的口粮标准是560斤稻谷,相当于393斤大米,即每月32斤,妇女老人儿童相应为480斤和420斤稻谷,邻近经济较差的生产队则口粮标准则更低!也许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些粮食已能够吃饱了,但因为那时每年吃不到几回肉,菜油每人每年只分配一二斤,也没有什么其它副食品供应,没油水大家肚子里空空的,知青们每餐能吃七八两米饭是很普通的事,更别说劳动强度比我们大得多的乡亲们了。

       当我成了大队(即现在的村)民办教师后,我的定额工分定为每年365个“工”—不管出不出勤,即使寒暑假放假,我仍能享受当地最高“工分”和报酬,一年包括口粮食油款在内,这些工分的总值约为250元左右,而当地一个最强男劳动力全年的收入大多不超过200元(虽他们也是每个工10分,但下雨下雪不出工不记工)!这使我更有负疚感,感觉与“贫下中农”和其他知青伙伴们相比,我不仅“插”了“队”,而且还“插”了“前队”!

       现在有些老知青认为是我们这些人当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改变了当时农村的落后面貌,带来了“新气象新面貌”,我觉得他们似乎有点“自恋”和自负,很不以为然。

       知青的“插队落户”果真给当时的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知识新变化”了吗?没有,至少我没看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多数知青毕业时从学校里学得的知识少得可怜,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本事,说是“知识青年”其实少知无识,不少农村青年的文化水平和我们相比也相差无几,只不过是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我们新鲜事物见得多一点罢了,但短处更多,很多方面不如当地青少年。

      我只在农村待了不到二年,可能观察面有限,但我并似没听到或看到其他在农村待了七八年的知青伙伴为粮食亩产量和生产力的提高曾有过什么真知高见,或者为改变农村的贫穷和落后作出过什么显著贡献,只不过他们比我多待了几年,劳动技能有所提高、对他人帮助的依赖度有所降低而已。

      虽然当年的“插队”并非自愿,虽然“插队”的责任并不在于我们自己,但不得不承认,我们确确实实给“贫下中农”们增加了不少麻烦,减少了他们的经济收入,也许“贫下中农”对于我们的“插队”并不是真心“欢迎”,只不过是迫于政治压力而已,但他们确确实实给了我们不少真诚的关心和帮助,而这种关心和帮助都是实实在在的。

      说老实话,对当年那场剥夺我们正常求学权利的“插队”运动,我实在无法真心实意地“歌功颂德”,连说句违心奉承的假话也极不愿出口,但却真心感谢那里的乡亲们,感谢他们对我们当年“插队”时给予的宽容、理解和真诚帮助,时常怀念那些质朴可亲的乡亲们。

      有时我会莫名其妙地瞎想:如果插队的事不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如果今天十几岁的青少年还像我们当初那样被“号召”到今天的农村去“插队落户”,已经具有了“维权”意识的现代农民还会像当年那样“欢迎”、善待他们吗?还会像当年的乡亲们那样,给他们以父兄般不计报酬的帮助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自恋,更没有理由自大自傲。人是应该有点自知自明的,更应该有点良心。对于昔日插队期间宽容、理解并帮助过我们的乡亲,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富农”、“地主”家庭的人们,我们都应当永远怀有感恩之心,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那时我们的处境可能会糟糕悲惨得多。

       一辈子难忘的“插队”经历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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