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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大牯   

2016-11-19 21:18: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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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我随“知青返乡团”回到曾插队、工作了三十年的第二故乡,大部份时间是待在县城里“走亲访友”,与昔日同事好友相聚,其中有一天是根据团队安排,重回当年插队的地方。
        四十七年弹指一挥间,那个生活了近二年的小山村早已“物是人非”“旧貌换新颜”,村里的人大多不认识了,有的出外打工,有的迁居它地,有的已经过世,但还是有几个曾经熟悉、现在仍依稀可认的村民。寒暄一番后,我向一位老乡打听:“大牯呢?他现在怎么样了?”“他已不在了,前几年去世了”。听了老乡的回答,我一声叹息,不禁为没能见到这位昔日的“房东”感到有些遗憾,虽然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但对当年那个健康强壮力大如牛的汉子的“早逝”,我还是感到有些出乎意料。屈指算来,他比我们大十几岁,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岁左右,我们周围这样年龄的老人很多,都还活得有滋有味,日子好过得很呢。
       “牯”,意为公牛,“大牯”,大概就是体格强壮特别能出力干活的公牛吧。曾经做过我几个月“房东”的大牯,当年三十五六岁上下,一米八以上的个头,圆脸,常年剃个光头,身体强壮,干活时使起劲来,手臂手膀就鼓起一块块“栗子肉”。除了有蛮力,其它农活大牯可能都不大“扯行”,在农村近二年,我们看他干得最多的活就是“用牛”,犁田耕地。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村里都叫他“大牯”,似乎没有听人叫过他的“大名”,我们这些插队知青更是不知道他的名字。村民们叫他“大牯”,没有恶意贬义,也确实“实至名归”。
       大牯还有一个“别名”——“富农”。被称“富农”,实际名不符其实,因为土改时,大牯还未成年,即使他的父亲土改应该被定为富农成份,他也只能算个“富农子弟”罢了,但因父亲早逝,这顶“富农”的帽子就不幸被他“继承”了,从此开始了二三十年的为父亲“赎罪”生活!
        在农村插队的二年时间里,我知道了一个新名词——“出牛工”。什么叫“牛工”?就是公社大队每年会派农村一些所谓“有问题”的人,譬如“地、富、反、坏”(农村没有右派)以及文革中被“打倒”的人,去做一些在农村也是最苦最累的活(例如“挑大坝”及其它由公社、大队指派的活),“牛”干这些活,很多是“义工”即没有任何报酬的,而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无条件地去完成。有次我去公社办事,看到五六个人在做“牛工”——公社大院不知是造房子还是要修缮,需要把才从卡车上卸下的石灰包搬入公社大院里。那时正值八九月份最热的季节,太阳晒得人汗直流睁不开眼,赶来公社打“牛工”中有人光着膀子,见到是搬石灰包,就提出回家穿件衣服,但在旁边的公社书记一声喝斥:还回什么家!来不及了,马上搬!于是“牛工”们只好将晒得滚烫的石灰包扛上裸露的后背,把一大堆石灰包搬入了公社院内。
      大牯每年也要被派做一些“牛工”,我没有亲眼所见,不知他是否从事过如此艰苦如此没人性化的劳动,但我知道他一定也做过类似的“牛活”!
       村里的人都是乡里乡亲的,纯朴的村民对大牯倒没什么“见外”,没有把他当做“异类”,更没有什么歧视,除了上面指定的“牛工”以外,干一样的活拿一样的工分。虽然大牯平时寡言少语,但干活中也说些笑话,与其他村民相处也比较融洽,人们并没有将他当作“阶级敌人”。有的村民私下里告诉我:大牯和他的父亲其实也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以前他家和普通农家没什么区别,只是他家人比较勤快,又比别人节省,有的人有了钱将钱花在吃喝赌博上,他父亲却都攒了下来,临解放前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几亩地,土地时比我们也只稍多几亩田,土改时,因为村里穷人多,实在找不出“有钱人”,只好把经济状况稍好的他家划上了“富农”。我又书呆子气地问:“那么他家雇工剥削吗?”“他父亲勤快但也抠得很,哪舍得雇人啊!田里的活一般都是自己和家人干,实在忙不过来才临时叫一二个人帮几天忙”。
        虽然村民们并没有把大牯视为“异类”,但从小受的教育,使我对他和他的家人还是存有一些戒心和偏见,并刻意保持一定距离。
        刚去插队时,由于“知青宿舍”还没来得及造好,我曾被生产队分到大牯家住过几个月,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快:说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让我住到富农家去了呢?
        大牯家有四口人,夫妻二人有一子一女,住在一幢很普通的青砖瓦房里,在村里也算不得显眼,更不是电视电影中有钱人家的“豪宅大院”,这次回乡时,得知现在此房已拆了,估计不拆也要倒了,七十年的房子早已老态龙钟破旧不堪,与现在村民新式楼房已不可相比。
       我当大牯家“房客”时,住在他家堆农具杂物的搁楼上,他家的搁楼全是用木料木板搭成的,很高,人站直举手还不及顶,收拾得也还干净。每天收工吃完晚饭,我就“躲进小楼成一统”,在搁楼上看看书,听听收音机,他的家人说话细声细气,不受干扰,很清静。说是“房客”,其实是“无偿占用”,不付租金,还会稍许给他们增添一些麻烦。
       搁楼没有封闭,下面正对着他家的堂间,他家吃饭、起居等日常生活的情形尽收眼底。寂寞时我常从木栅边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日常生活,听听他们聊家常,也常听到大牯对孩子的喝斥。他们吃饭时如桌上偶然有一二个荤菜,大牯就会热情地抬头向我发出邀请:下来再吃点吧!但为了表示自己“敌我分明立场坚定”,我从来也没坐上过他们的餐桌。
       平时进出,我总是板着脸没有半点笑容,见到大牯视同空气,从来不打招呼。现在想想,自己那时候“真不是个东西”"没有人味“,白住人家的房子,他们的家人对你也很友善,自己却表现这样冷漠,实在不像个“地球人”!不过这也不能全怪我,因为那时我只是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从小受到那种“地富都是坏人”、“阶级立场要坚定,爱憎要分明”的教育,还没形成对事物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不能真正判别是与非、对与错,对所谓“坏人”抱有戒心是自然的。其实现在回想自己那时的思想观点,觉得很幼稚很可笑,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大多数还不都是出身于“地、富、官僚”家庭?
         听老乡说,插队时那我印象中大牯那二个总是拖着鼻涕身上脏兮兮的孩子,长大后都很有出息,书读得好,都有了不错的工作,我想大牯若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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